安云凤:北京市民的社会公德调查研究报告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安云凤

社会公德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生活的准则。它是社会精神文明的综合表征，是一个社会的伦理基石，它不仅可以维护社会公共生活的正常秩序，而且可以陶冶个体道德情操，改善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德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北京是我们的首都，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北京市民的社会公德状况，不仅代表北京人的道德水平，而且反映着中华民族的道德风貌。特别是当前，北京作为正在建设中的国际现代化大都市，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国，精神文明建设应该走在世界先进行列，市民的社会公德应该达到更高水平。研究北京市民的社会公德状况，总结我们在公德建设方面的经验与不足，提出加强北京公德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对提高北京人的整体道德素质，对积极备战奥运有直接现实意义。

一、北京市民的社会公德现状

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北京市民的社会公德状况，是我们进行公德研究、加强公德教育的基础与前提。为此我们首先对北京市民的公德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和实际观察。

抽样调查对象共500人，其中包括：工人、国家公务员、医务人员、大中小学教师、大学生、会计、公司职员、经理、民警、司机、记者、编辑、工程师、个体职业者、离退休干部等。调查对象均有北京正式户口，年龄在18岁—84岁之间，男性占45％，女性占55％；已婚者占58％，未婚者占42％；党团员占51%，群众占49%；大专以上文化者占44%，高中文化者占35％，初中以下文化者占29％。从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婚否、政治面貌、文化程度看，各类人群分布面较广，具有较好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另外通过实际观察，使我们对北京市民的公德状况也有了比较直观的感悟和体验。

通过调查我们感到，北京市民的整体公德意识比较强，公德面貌比较好，显示了多数北京人良好的公德素质和精神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对待国家民族的态度上，北京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政治敏感性，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是非观念。比如，当看到祖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时，有89％的人感到很高兴；当听到国外反华势力搞分裂活动、制裁中国和否认历史时，92％的人十分气愤，其中78％的人主张坚决予以反击；当听到重大腐败案件时，62％的人感到非常气愤，另有32％的人深感忧虑；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几乎100％的北京人欢呼雀跃欣喜若狂。每日买报读报，收听收看新闻节目，关心国内外大事，也是北京市民的一个良好传统和习惯。

第二，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北京人热情开朗，豁达大度，同情弱者，乐善好施。如，外地发生水灾、风灾、地震等自然灾害时，94％的人表示要捐款、捐物、赈救灾民；面对贫困失学儿童，78％的人表示愿意直接资助一名儿童上学；当有人问路时，90％的人表示应该无偿给予帮助；在公共汽车上，84％的人愿意为老、幼、病、残、孕者让座；对义务献血有62.5％的人会主动献血，29％的人担心影响身体健康，但需要时仍不拒绝献血；对那些身份确定、事实确凿的外地贫病者，对那些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见义勇为者，北京人表现了极大热情和同情，为他们捐款、捐物、献鲜血、献爱心的事层出不穷。

第三，在对待生态环境的态度上，北京人善于接受新事物，已具备一定的环境道德意识。比如，对城市废气污染，有30％的人感到生气和不舒服，有62.5％的人主张坚决治理；对随地大小便，98%的人表示气愤，其中25％的人表示会挺身而出，加以制止；对食用野生动物，45%的人表示拒绝食用，同时还要劝阻亲朋好友不食用；对践踏草坪、攀折花木，89%的人表示自己不去做，当别人攀折花木时，40%的人表示要加以反对。随着环境道德的宣传教育，反对“白色污染”，节约用水、垃圾袋装，已成为一部分北京人的自觉行为，珍惜自己的家园，维护北京市的生态环境成为多数北京人的新公德观念。

但是，从调查情况看，北京人的公德意识和公德行为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要真正形成与国际现代化大都市相适应的高水平的公德素质，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北京人的公德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公德认识与公德实践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不少北京人有明确的是非善恶标准，有较强的道德认识与判断能力，但往往不能落实于行动，道德实践能力比较差。比如，99%的人认为不应该随地吐痰，但真正吐到手纸里扔到垃圾箱里的不足50%；雨季商店为顾客准备的文明伞，表示用完及时归还的占81%，但雨季过后，商店真正回收的雨伞仅占发放的10%；90％的人认为扔垃圾不道德，但有40％的人表示如果找不到垃圾箱就随手扔掉。此外，北京严重缺水是人人皆知的危机，但公共用水的浪费却十分严重；环境污染的危害已被多数人所了解，但是使用超薄塑料袋和不可降解的一次性餐具却屡禁不止。

第二，对有可能损害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德行为，明哲保身，态度犹豫，甚至袖手旁观，见死不救。比如，面对歹徒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时，只有14％的人能够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在大街上有人打架斗殴，只有27％的人愿意上前劝阻；当突然有人生病或遇到困难需要救助时，20％的人根本不想去管，还有29％的人怕“好心没有好报”，惹一身麻烦，也不愿意去管。

第三，学历偏低和年龄较轻者公德行为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都比较差。如：调查中大专以上学历者220人，公德行为判断选择的正确率为90.5％；高中以下学历者280人，正确选择率为72.4％。从年龄上看，40岁以上的125人中，公德行为的正确选择率为92.6%；30岁以下的265人，正确选择率为70.2％。如果联系北京人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中的差距来看问题，那么在低学历和低龄的人群中，公德实际状况会更差。

第四，从日常生活观察，北京人的社会公德确实存在许多毛病。比如，随地吐痰，乱扔拉圾，践踏草坪，破坏公物；乘坐公共汽车和地铁时，不排队、拥挤、争抢座位；开车、骑车、过马路时，抢道、加塞、闯红灯；商店里、汽车上、稍不如意就火冒三丈，出言不逊，恶语相伤；足球场上，京骂连天，缺乏风度，有损国格；皇城居民，天下第一，岐视外地人，狂气傲气十足；有些出租司机和商家小贩，坑蒙拐骗危害群众。这些情况虽然是少数人所为，但严重损害了北京人在全国、全世界面前的道德形象，是北京人应该认真反思的问题。

二、北京市民社会公德形成的原因

任何一种道德的形成都有其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背景，都有其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社会公德的形成也不例外。研究北京市民社会公德产生形成的原因，总结以往公德建设中的经验与教训，找出社会公德形成的一些规律，对我们今后加强公德教育，提高教育实效是有意义的。

从调查情况看，北京市民的公德状况主流是积极的，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这些优良公德传统和风尚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优秀公德传统的影响。

列宁指出，社会公德是“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准则。”北京是一座文化古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定居于北京的各族人民，在千百年来的共同生活中，在待人接物、为人处事中形成了北京人所特有的风俗习惯和礼仪、礼节。这些风俗、传统和道德中，当然有一些封建的陈规陋习和繁文缛节，但其中也渗透了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凝聚着北京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在协调人际关系上所积淀的社会公德的文明成果。比如讲卫生、讲礼貌、热情好客、助人为乐，比如四合院里的一家亲、小胡同里的人情味。这些公德传统和风俗习惯，在北京特有的文化氛围中，世代相袭，代代相传，感染熏陶着北京人，成为现代北京人优良公德中传统和历史的因素。

新中国的建立给北京人的社会公德带来了崭新的内容和生机活力。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象征。在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哺育下，北京人的优良公德中溶入了雷锋精神、天桥精神、一团火精神以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主人翁精神，体现了集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精神，形成了五六十年代北京人文明礼貌、开朗豁达、先人后已、克己奉公的社会主义公德传统。这种优良公德传统营造了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造就了北京中老年人良好的公德素质，并做为优良传统的因素影响了现代北京人。

第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市委、市政府在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改善社会风气，加强公德宣传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促进了北京市民公德意识的增强和公德水平的提高。近些年来，北京市先后制定并出台了《首都市民文明公约》、《北京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北京市加强环境治理整顿条例》、《北京市限养家犬规定》、《北京市治理汽车尾气规定》、《北京市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等多项有关社会公德的公约、条例和地方性法规。这种法规化、规约化的公德条例，将公德教育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有效地增强了市民的公德意识，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教育效果。市委、市政府、市精神文明办公室还对广大市民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公德宣传教育活动，比如，举办“市民学校”的学习活动；开展“五好家庭”、“见义勇为好市民”的评选活动；开展“文明小区”、“文明街道”的创建活动；开展“建首善，创一流”的群众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同心申奥运，争做文明北京人”的系列教育活动。这些活动经过多年实践，已经深入人心，并逐渐制度化、规范化，对北京市民社会公德的提高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此外，市委市政府还充分发挥宣传媒体的作用，利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宣传手册》以及北京电台、电视台的专栏、专题节目表彰先进，弘扬正气，针砭时弊，打击邪恶，对市民进行广泛的公德教育。宣传媒体在公德教育上那种生动、活泼、典型、鲜明的事例和价值导向，往往使人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震撼,有效的激发了人们的公德意识，提高了人们的公德水平。

第三、政治和文化比较发达的结果。

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是影响人们公德素质的一个重要因素。政治觉悟高的人往往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在处理个人与国家、民族关系时，能从国家和民族的大局出发，表现出较高的公德意识和水平。文化知识是人们进行道德认识、道德判断、道德选择的知识基础和智力前提。一定的文化知识可以帮助人们认识道德生活的规律和原则，从而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表现出较高的公德意识和水平来。

北京是我们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人有强烈的首都意识和较高的政治觉悟，有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的光荣传统，因此，北京人在处理个人与国家关系时，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热爱祖国的公德意识。北京的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市民的学历层次及文化水平比较高，比较发达的教育和文化氛围，造就了北京人良好的文化素质，使得北京人在进行社会公德的判断、选择中具有较强的自觉性，表现出较高的水平。

通过调查我们也发现，北京市民在社会公德意识和行为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有些问题确实比较严重。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不良影响。

“文革”虽然过去30多年了，但“文革”对社会公德的严重破坏，其影响依然存在。文革中道德领域是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的重灾区。为了推行“造反有理”的道德，林彪、“四人帮”散布道德虚无论，否定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否定雷锋等共产主义道德楷模，否定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否定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敬老爱幼、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良好公德风尚。“四人帮” 的倒行逆施，严重破坏了我国五六十年代形成的良好公德传统，给我们的公德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在文革中长大的青少年深受其害，他们从小缺乏文化知识和社会公德的奠基教育，造成了他们在公德意识和行为上的先天不足和缺损。文革后长大的青少年，虽然生活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但被“四人帮”破坏了的良好公德风尚，不是短时间可以修复起来的，同时，改革开放又对社会公德产生了新的冲击，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再加上智育第一、忽视德育的应试教育的影响，使得这一代青少年公德意识比较淡漠，公德缺失比较严重。调查数字也表明，50岁以上的市民公德意识比较强，行为选择的正确率高；而40岁以下，特别是30岁以下的青年，公德意识较差，公德行为选择的正确率较低。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不能不追溯到文革。

第二、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腐蚀和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带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也不可避免地渗透进来。这些以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为基本特征的资产阶级社会意识，直接冲击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道德观，对社会公德建设产生了不良影响。另外，从市场经济的特点看，它是一种现代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有着计划经济不可比拟的诸多优势。但市场经济本身又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发育成熟的过程中，这些消极方面会诱发拜金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良倾向，腐蚀人们的思想和灵魂，败坏社会道德风尚。     

总之，近些年来北京市民在公德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如社会责任感弱化、个人利益的过分强化以及30岁以下青少年公德意识的退化，都与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与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第三，皇城居民的优越感和妄自尊大。

北京是六朝古都，有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有宏伟的皇家建筑，骄人的名胜古迹。北京是自明代以来历代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生活于天子脚下的北京居民，在北京特有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氛围中，形成了讲文明、讲礼貌、爱文化、懂历史，见多识广、关心政治等良好的传统和秉赋，但同时也带来了皇城居民的政治优越感、身份特殊化以及目中无人、妄自尊大的不良习气。这些不良习气反映在社会公德上，就表现为：眼高手低，不拘小节；严于律人，宽于待己；对外地人则居高临下，缺乏尊重；个别人甚至以地域身份的优势对外地人坑蒙拐骗，宰客欺生。

第四、公德教育和监督管理不够得力。

公德教育不是“应景文章”，不是短期行为，应该是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乃至步入社会的连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应该是家长、学校、社会共同承担的社会职责。但是我们有些家长只重优生， 忽视优育；有些学校只重智育，忽视德育；有些单位部门只重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造成了思想道德教育比较薄弱的状况，而公德教育又是道德教育中备受冷落和不被注意的部分。公德教育没有其应有的地位，并且缺乏系统性、连续性，是造成北京市民公德缺损的一个原因。

社会公德是调整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共生活正常秩序的一种行为规范，它要求个人服从集体，要求对个人利益的一定克制和牺牲。由于人们的道德觉悟参差不齐，公德习惯的养成单*宣传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监督和管理。当前加强社会公德监督和管理的主要方法是公德规范法制化。这些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我们监督管理的力度还不够，还有许多空隙、空白需要填补，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社会公共设施的配备，公共场所环境的改造，也是人们公德培养和形成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必要的公共设施，如：垃圾箱、座椅、清洁卫生的洗手间、遮阳伞、避雨亭等，可以给人们提供清除杂物、驻足休息、遮阳避雨的条件，绿化、美化、清洁化的环境，可以陶冶人们的心情，抑制不文明行为的发生。这些都需要资金、人力、物力的投入。但这方面我们的投入还是太少，公共设施的配置还很不完善，环境的改造和维护管理还比较落后，这些都不利于北京市民公德的养成和提高。

三、对北京公德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综观人类社会道德发展史，社会公德作为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共识性准则，始终与文明的发展同步。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社会公德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要求越来越高。北京是中国社会文明程度的窗口，是中华民族德精神面貌的标志，北京要与国际现代化大都市接轨，要承担2008年奥运盛会的重担，北京市民的社会公德应该体现出社会主义中国社会文明的最高水平，反映出中华民族道德精神面貌的最优状态。但是从调查的情况看，北京市民的公德素质距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大都市要求，距“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加强北京市民的公德建设，尽快提高市民的公德素质，成为摆在北京市各级政府和全体市民面前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为此，我们建议：首先，抓住迎接奥运这一大好时机，使北京公德建设在7年内有一个飞跃性的发展，上一个大台阶。

北京申奥成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喜事，也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北京人的一件大喜事，它不但给北京的城市建筑管理、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体制机构创新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也给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市民的公德教育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大好良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北京的领导和群众，都认识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市民公德素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每个北京人都知道，备战奥运不外乎两方面条件，一是硬件；二是软件。硬件问题北京人不担心，近些年来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大运会的圆满成功，已证明了中国人和北京人的实力；但是软件问题，北京的精神文明水平，市民的道德素质，社会道德风尚却令人担忧。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刻不容缓，提高市民的公德素质迫在眉睫，这是从领导到群众、从官员到市民的共识，也是我们加强市民公德教育最好的思想认识基础。   （二）申奥成功极大地激发了北京市民热爱祖国、热爱北京的道德情感，激发了北京人主人翁的道德责任感。把2008年奥运会办成奥运史上最出色的一次盛会，在全世界面前展示出北京人最佳、最优的道德精神面貌，已成为每个北京人的共同心声。为此，北京人开始认真地反思自己，找出了北京人在公德方面存在的大大小小的“毛病”，并在报刊上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寻找纠正的方法。北京人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毛病这样痛彻心脾，从来没有产生如此强烈的自我改造要求。道德本质上是一种自觉、自愿、自律的行为。北京市民发自内心的自我改造愿望，为我们进行公德教育奠定了难得的感情和心理基础。

（三）申奥成功为我们培养和造就一代高素质的北京小公民创造了最好的机会和条件。儿童时期是道德教育的启蒙时期和奠基时期，是道德养成教育的最佳时期。如果在儿童初涉社会公共生活、初识人际关系之际，给予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定会为今后的公德养成打下良好的基础，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的少年儿童，7年后正是北京最有生机和活力的青年一代，他们是北京市民的代表，是参与奥运会的主力军。如果从现在起对少年儿童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系统、科学、规范的公德教育，7年后定能培养出一代高素质的北京公民，定能显示出北京高水平的公德状况。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发展自己经济的过程中，如果能抓住某种机遇，可以产生跨跃式的发展，进入经济发展的先进行列。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中，特别是民族精神发展中，也会因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历史事件，产生一种动力机制，激励精神文明、民族精神快速的跨跃式的发展。我们认为申奥成功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迎接奥运、备战奥运就是北京精神文明发展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在全世界展示中国的风采，办一次最出色的奥运盛会，就是北京精神文明建设的动力机制。北京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认真部署，精心策划，脚踏实地地实施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使北京人的公德素质、使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实现跨跃式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

其次，我们还应做好以下公德建设的具体工作：

（一）继续加强公德教育。

公德教育是指国家、社会、集体依据公共生活的道德要求，对社会成员施以道德影响和教育的活动。公德教育的目的是使人们了解社会公德存在的道德价值，明确社会公共生活中的规范与准则，告诉人们在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通过教育与灌输提高人们对社会公德的认知水平，从而形成正确的是非善恶标准和明确的行为指向意识。社会公德教育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道德工程，它需要人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恩格斯曾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公德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人们不断远离兽性，不断地增进与完善人的道德属性。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很重视国民的公德教育。在新加坡，良好和社会秩序和较高的公德水平首先益于公德教育。他们在中、小学里开设包括十五类三十五个德目的道德教育教育课，其中公德教育是贯穿始终的内容。在葡萄牙的中、小学的课本中，爱护花草树木的课文必不可少。有一篇课文这样写道：“一棵树，占地方不大，但它保护大自然，净化空气，提供水果、木材、软木和其它许多东西，让我们植树造林吧。”正是这种从小进行的公德教育，形成了如今葡萄牙人热爱树木的环保意识，造就了一个绿色的国都。

在我国，近年来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公德教育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公德教育方面与一些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差距，加强公德教育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长期重要任务。公德教育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职责：家庭教育是公德教育的启蒙教育，对人们公德意识的形成具有启蒙和奠定作用；学校教育是公德教育的正规教育，对人们公德意识的形成具有规定和指导作用；社会教育是公德教育的持续教育，对人们公德意识的形成具有巩固、强化、监督、矫正作用。家庭、学校、社会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自己在公德教育中不可推卸的责任，认真履行各自的社会职责，齐抓共管相互配合，把公德教育落在实处。

在北京人的公德教育中，还要特别强调“首都公德意识”，即要教育市民明确首都市民公德素质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地位、作用和影响；要突出它的高标准、高要求；要继承和发扬北京优秀的公德传统，更要有科学、民主、平等的现代意识。

（二）坚持社会公德践履。

社会公德践履就是指在认识的基础上付诸行动，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日积月累，达到养成公德行为习惯的目的。宋代朱熹说过：“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功夫全在行上”，是说公德修养最终要通过行为活动体现出来。这个“行”要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点点滴滴身体力行。譬如，不要随地吐痰，不要乱抛废弃物，不要随地大小便，随手关灯，爱护公共设施，保持公共卫生，便后冲水等等，并持之以恒一以贯之。坚持不懈地实践和训练，将会强化人们的公德意识，使公德规范成为人们的一种行为习惯，成为一种自制的人格意志。

此外还应该继续搞好社区、街道、居民区的社会公德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总结以往活动的经验和不足，开展更丰富多彩，更有实效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把广大群众引领到养成公德行为的实践活动中来。

（三）公德建设法制化。

从理论上看，道德的本质决定了它和法律同属社会意识形态，同是人们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共同起着调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优化社会风尚，维护正常秩序的作用。但是它们在发生社会作用时又有明显区别，道德是自律性规范，不具备强制性；法律是他律性规范，具有强制性。因此，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公德教育与修养，提高公德的自律性作用，同时要使社会公德逐步纳入法律的条文，从而使公德的实现具有法律的威严和保障。从国外经验看，不少国家在制定法律法规制度，保障社会文明发展和道德进步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如在澳大利亚，社会建立了一套优待老人的制度，老人们凭一张老人卡便可享受住房、医疗、购物、乘车、观看影剧等多方面的照顾和优待。于是尊老不再是一句空话。在美国的新泽西州，一个小镇的议会通过法律规定，凡使用粗鲁、鄙俗、下流、不礼貌的语言，将会受到传讯，并受罚款500美元或坐牢三个月的判决。于是文明用语不再只是贴在墙上的装饰。在新加坡，有关公德的法律规定有百余款，如在地铁不允许吃任何食物，不允许喝任何饮料，否则罚款500新元；上厕所忘记冲水初次罚款150新元，再次罚款500新元；随地吐痰要罚70新元；乱丢垃圾果皮，二十人排成一队扫街半日；对破坏公共设施的处罚更重――脱光衣服施以鞭刑，连外国人也不例外。正是法律的帮助推进了社会公德的建设。这些方面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在社会公德法制化方面，北京市已做了一些努力，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如何使这些地方性法律、法规准确完整地执行，真正发挥其作用，不要虎头蛇尾半途而废，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环境道德建设刻不容缓。

环境道德是调节人与自然（包括空气、水系、土壤、动植物，人工园林等）关系的行为准则。过去由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榨取、危害严重，结果导致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锐减，土地沙化等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破坏了现有和未来人类生存的环境，给人类可持续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环境道德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公德观念，加强环境道德教育是公德教育中的新课题。从调查看，北京人已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具有了一定的环境道德。但是由于我们环境道德的教育起步晚，北京人的环境道德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差距。为此，首先我们应该加强环境道德的宣传和教育，让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同生共存的统一体，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价值观念；其次，要求人们身体力行环境道德，如号召居民植树种草，美化环境；扔掉塑料袋，挎起菜篮子；垃圾袋装化，分类化；禁止市民在市内水域钓鱼、游泳、倾倒污物；要求施工单位必须采取治理灰尘，渣土、噪音的有效措施；禁止商家使用不可降解的餐具和一次性筷子等。再次，加强监督管理，加强执法力度。调动北京离退休人员的积极性，组成环境保护监督队伍，对社区、街道、居民住宅区的环境保护进行监督管理，随时纠正破坏环境的不道德行为。对肆意捕杀野生动物，对滥砍滥伐树木，对制造各种废气、废水、废渣，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必须绳之以法。

（五）增加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

   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增加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加强社会公共设施和环境的硬件建设，也是社会公德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这方面要舍得下功夫，花本钱，使北京的公共设施配备完善，美观实用，以人为本，方便快捷，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另外，要拿出一些资金，设立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研究课题，同时，开展新一轮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动员和吸引专家学者参与北京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研究和实践活动，把北京市民的社会公德教育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重视社会公德教育，并从以上五个方面切切实实抓好公德建设，北京市民的社会公德水平一定会上一个新台阶，一定会展现出国际现代化大都市人的新思想和新风貌。

[1]本调查研究报告是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与北京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教处共同承担的北京市教委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课题组成员为：安云凤、吴来苏、黎德化、孙平。研究报告由安云凤执笔于2000年完成。课题组成员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曾在《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宣传手册》、《北京青年研究》、《北京观察》上发表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并参加了北京市的有关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今年恰逢北京申奥成功，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为促进北京市民公德素质进一步提高，我们在原有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了删改补充，形成了这份调研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