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解释

                                                                                                                                                                   作者：陈少明
            文章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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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好！

今天晚上我要讨论的题目，是经典与解释。在这个“哲学日”我选择这个题目有两个理由，第一是哲学在所有的学科中，可能是最重视读经典的。如果你们问哲学系的同学，你们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他们能告诉你的，十有八九可能都是经典，很少其它别的东西。第二个理由呢，我是教中国哲学的，大家知道，中国文化的特点，我们也可以说是引经据典的文化。在这个背景下，今晚把经典同解释联系起来进行演讲，对我来说我想是适当的选择。下面我想依次讨论什么是经典、什么是解释，然后我们再来看经典同解释联系起来后，会引出  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谈经典文化，我是以中国文化为主要对象的，所以从中国谈起。读文史哲的同学都知道，中国传统学问中有一种叫经学。这个经学严格说起来，应该叫儒家经学。只说经学的话，现代人望文生义会以为包括各家各派的经典研究。在儒家经典中，人们常谈到的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有什么内容呢？其实是这样，不是先有四书后五经，而是倒过来，历史上是先有五经，然后才有四书。五经的内容分别就是诗书礼易春秋。本来还有“乐”，合称六经，但“乐”没传下来，变成五经。宋明时期推重的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书，《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严格说，象《论语》也不是专门著述，而是孔子与学生之间言行的记录。
经学对中国历史文化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哲学家冯友兰早期写《中国哲学史》，他的历史分期是两段，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经学时代很长，从西汉董仲舒要求皇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即把儒家定为国家意识形态，到民国初年学校废除读经为止。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子学时代是前经学时代，“五四”以后是后经学时代。所谓前经学时代也可以说是经书产生的时期，但它并未被人们严格当经典，或者说没有一种政治权力要求人们非读它不可。那时候各家各派重要的著述很多，子学也叫百家争鸣的时代。但后来儒家被定于一尊，经学代替了子学。注意，经学时代也非只是儒家有经典，只是儒经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标准教材，但其它流派的经典也有人读有人谈。从刚才的介绍中大家可能意识到，儒家经典不是一种体裁，也不属同一作者。读中文系的同学知道，《诗》是上古诗歌的总集，而《书》则是当时的政治文献。《易》本来是古人用来占卦的，后来又被发挥出一些哲学的观念来。所以，经典的产生是一个过程。官方钦定经典用来干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为思想与政治行为起规范作用。规范思想当然包括个人的道德修养，要求以古代圣人或君子为效法的榜样。规范政治则是为制度的建立或重大政治决策提供原则，有时它有点象现在的宪法，规定重大事情上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它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那么，究竟有什么标准，可以成为确定一部作品为经典的依据？这种问法，就如问什么是哲学一样，要求下一个定义，然后从各种文献中寻求符合这个定义的材料，我想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描述它的特征，描述大部分被当作经典的作品的主要特征，由此了解一部作品成为经典的主要条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经典都充分满足我们将描述的条件，也不能确定，拥有所有这些条件的作品都有相同的经典地位。但它对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经典有参考作用。
首先，任何经典都必须是书面文本。现代人喜欢把什么行为呀、服装呀，都说成是经典的。现代人对“经典”的这种使用，一方面把“经典”的含义世俗化，一方面又表明它的意义是很有正面价值的。经典一定是文本，尽管它可能只是残篇断简，只要在历史的进程中它具备了成为经典的其它条件就行，不必是长篇大论。第二，经典必须提供一些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包括形而上与形而下两方面。形而上包括诸如人性的本质，社会理想，权力合法性的基础，等等，即古人所讲的天道观及心性论。形而下则涉及具体的行为原则，如君臣之间，长幼之间应有的关系，它是规范社会秩序的。第三点，不管文本包含的价值观念如何，要成为经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人能够认同它，不断对它进行引用与解释。我们不能想象，存在着没被引用过的经典。不仅引用，还要解释。解释越深刻，引用越广泛，经典的社会影响就越大。除上述外，形成经典还须其它的一些条件。如第四，需要一个共同体，我们可叫它信仰的共同体。大家知道，不仅儒家有经典，道家有经典，佛教有经典，基督教也有经典，不同的经典是相对于不同的信仰群体而言的。这每个群体都有一些共同的思想前提，如基督教徒对存不存在上帝是不需要争论的，儒家则不能怀疑圣人的价值，等等。这类争论一出现，就意味着争论者中出现信仰的危机了。第五，经典要获得广泛和持久的影响，还需要有制度性的力量的支持。这种制度性支持不仅中国这样，西方也这样。圣经在中世纪的地位，就与当时制度相关。否则就不会存在因违背教义而受审判这样的事情。儒家文化中，从董仲舒要求独尊儒术到科举以儒家经义为内容，以至于后来读经随科举的废除而废除，都表明制度性因素对巩固经典地位的作用。
这样，我们所列举的形成经典的条件就包括有：必须有一个文本，这个文本要能提供一些价值观念，同时它得为一群人所接受，只有一个人信仰的经典不成为经典，还得不断被引用和解释，还有制度性力量的支持。这些条件只是根据观察而描述出来的，很可能有些经典形成的原因还能找出第六、第七种条件。但这些描述，已经可以让我们对经典文化的性质有个大致的了解。
这里要强调一下，不仅儒家有经典，也不只是中国有经典。中国传统有三教的说法，这三教就是儒释道。儒是儒家，释是释加牟尼，指佛教，道包含道家与道教。道家是哲学，道教与道家有关，但它发展出另外的宗教传统。三教分别都有制度性的因素，但佛、道主要是寺庙制度的支持，范围、力量都比儒家小。儒家有王朝政治力量的支持，其经典不仅是圣典，同时也是政典。政是政治的政，这很重要，只有政典才具有接近宪法的意义，才能作为传统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尽管历史上有些皇帝或信佛或信道，但从未把佛道的经典放在代替儒家经典这样的位置上。另外，我们也可以同西方的经典文化作对比。西方经典包括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文化经典，如荷马史诗，柏拉图对话录之类；一种是宗教经典，如《圣经》。西方哲学家怀特海就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一部西方思想史其实就是柏拉图著作的注释史。这种注释当然不象儒家经学那种注释，是指对柏拉图提出的问题的思考与回应。但也有象儒家经学那样的注释，如《圣经》的解释传统。跟基督教传统比，《圣经》传达神的旨意，而儒经是人的作品，尽管人不是一般的人，是圣人。同时，有些宗教中经典只有一种，是单数，儒家则是多种，是复数。复数与单数的差别，不只是量的多少而已。复数的这些经典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所作的，作者没有协商过，因此谈论的问题及侧重点必然不一样，这就有可能不同的经典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地方。这给后来的经典解释留下问题，它有可能是经学发展的契机，也有可能是一种麻烦。上面的这些简单对比表明，不同经典传统都有自己的特点，对经典文化的认识不能概念化、抽象化。

讲过经典以后，可以来谈解释了。初听起来，解释要比经典亲近得多，因为我们每个人，不论文化深浅，都知道解释，都在解释中生活。但是，真正讨论起来，有可能比谈经典困难得多。越是简单的，越是人人知道的事情，要说清楚越不容易。下面我只能就问题的主要方面，按我的理解作概括的讨论。
先讲解释的意义。解释的意义有多重要，大家可能觉得不用说，但我还是要加以强调。让我举些例子说明解释的作用。在许多人家里，我们常看到陈列各种工艺品的架子，有时候还有些假古董——铜器。如果主人不是什么古董收藏家，那些铜器破旧，又生锈又不好看，你多半不会对它太留意。这些东西都是仿制的，在旅游区象西安那种古城，随便花几块钱就能买一件。但是，如果主人很有兴致的告诉你，这件铜器最珍贵，也许你就会看一下。但只是看一下，你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你要等主人告诉你一些关于它的情况。主人可能进一步说，我这件东西是真的。“真”是什么意思，就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但地下出土的也有年代之分，明清的，秦汉的，还是夏商周的，价值大不一样。年代越久自然越有价值。但同样年代的古董，价值也不一样。如果是一个酒杯，这类铜器不知出土了多少，也不是太稀奇。假如主人告诉你，这不是一般的酒具，上面刻有铭文，叫“父辛爵”。再告诉你，根据某教授的考释，“父辛”是某古藉上有记载的古代贵族的名字，这东西就是他生前的专用品。保证你马上就对它肃然起敬。其实东西还是那件东西，解释前一文不名，解释后价值连城。解释真可以点铁成金。
但是解释并非总有美妙的结果，它也可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这同样体现解释的作用。我另举一个例子，两个多月前，互联网上有则消息，说22年前刺杀前美国总统里根的凶手，精神病已经治愈，允许回家。你们看到这消息未必会留意，但我会关心。因为20多年前我读大学的时代，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美国总统被当众枪击的镜头，记者把整个过程都录下来了，感觉很震憾。里根被打中了肺部，一个保镖死了。新闻秘书开始以为死了，后来又被救活，有一部电影，就专门描述他死里逃生后的命运。凶手被当场抓住，但审判前辩护律师要求对其作精神状态的鉴定。精神病医生的结论是“精神病”，这就意味着，凶手对他的行为不用承担刑事责任。其实，凶手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供词。说起来很滑稽，其行为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是因为他恋上了著名影星，好象是朱莉亚·福斯特，电影《出租车司机》中的女主角。这家伙大概也是出租车司机，他没法就让这位女星了解他的心事。寄信没回音，电话也打不通。你想一个美国明星成天不知有多少这样的烦扰，怎么可能理他呢。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刺杀美国总统的方案，不管成不成功，他都会上电视，只要说出这动机，福斯特哪有不知道他的道理。结果表明他的计划很成功，从目标、手段到结果，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都证明计划理智而出色，但法官接受了“精神病”的辩护。这样的案例，凭我们的常识，多半会觉得这种判决有问题。但那是美国司法制度的内部机制决定的，这里，医生的解释优先于其它解释。我不想说相关医生的说法是颠倒黑白，但技术上存在这种可能性。其实，把精神正常的人说成精神病人，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根据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揭发，苏联政府就把许多政治上的反对派禁锢起来，其罪名不是政治犯，而是精神病。因为根据《赫尔辛基协定》，必须保护人权，不能有政治犯。可好人同精神病人关在一起，时间久了，一定不正常。这是指鹿为马的解释。
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解释的重要性。而有重要意义的解释，其作用同特定的制度相联系，包括权威的解释者及特定的解释程序等等。考古教授对文物的解释，医生对病人的解释，其可信度都同制度性权威相关。但不是富有戏剧性的解释才重要，日常生活中的解释同样重要。你要一杯水，但秘书或服务员端来一杯黑色的液体，你不会赁然喝下。他会向你解释，没有水，是可乐，能否代替？没有解释，生活几乎就无法进行。有了这些例子，不需要进行界定，大家就能领会解释的意义。
但是，究竟什么才是解释呢？这又是需要解释的问题。张志林老师他们讲科学哲学，它涉及到科学家复杂的思想活动，对此有深刻的研究。我想讲浅显一点的，因为它同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关系更大。我们也可以说，解释就是理解生活的途径，但这句话太空洞了，没多大意义。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情况下，理解才能进行。理解需要一套现成的知识作条件，有了这条件，理解才能进行。简单说，它包括语言、信念系统，和一些相对专门的知识作为工具。例如，字典就是解释的工具，但是如果你没有认识一定量的文字，你就没法看字典，对不对？为什么字典有很多类型，有高级的，低级的，小学生用的，还有专门学科的，就是供不同知识储备的人使用的。我有个学生叫何子建，以前是刘小枫老师在香港时的学术秘书。刘老师到我们系任教后，他也离开原机构，到一家出版社当编辑。后来他跟我联系说，他现在变得越来没有文化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整天在编书。本来编书是很有文化的工作，他说你不知道，我编的是小学生的课外练习。老板要求，书上出现的每个字，都必须是他们学过的。这就麻烦了，我们平时写作，谁会想到哪个字小学生学过哪个字没学呢。他说老板给他一张字词表，每天放在桌面。所有的稿子，都要根据它来校改，天天就做这件事。老板其实是对的，他知道解释需要条件。那张表就是对小学生理解条件的一种界定。
我们还可以举个深刻一点的例子，维特根斯坦，很多同学都知道他的名字。维特根斯坦一生中发展出两个哲学体系，前期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以逻辑为中心讨论认识与世界的关系；后期以《哲学研究》为代表，是对《逻辑哲学论》中的信念的一种解构。中间有一段时间，他放弃了哲学。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哲学问题在《逻辑哲学论》中都被他解决了，没事可做了，再做就没有意思。他宁可去做别的事情，比如说，到医院去当医疗器械的修理工，还有当小学老师，教小孩识字。当小学老师的时候，他要编一本字典。因为当时的字典不适合小学生用，太难。在编字典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传统以逻辑为中心的关于认识或理解的思想，对这项工作有局限性。这里面碰到理解的条件，意义获取的方式，等等问题。这项工作触发他对自己原先哲学信念的反思。我不能说，他后期哲学思想的创造完成起因于这一事件，但可以说这一经验对他发展后期哲学有助缘的作用。可见，不管深的还是浅的，解释的作用都很大。
说解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己讲给自己听，一般我们叫理解；一是讲给别人听，就是通常说的解释。要有效讲给别人听，说者和听者必须共同拥有一些相关的知识。没有这些共同的知识，讲解就无法进行。所以今天晚上，张志林老师和我在这里讲课的方式，同在哲学系对研究生讲的就不能一样，因为大家不同专业，不可能拥有共同的知识系统，我们必须考虑大家的知识背景。当然我们没有一张“字词表”，严格控制所讲知识的深度，不是所有同学对所有问题都清楚。保留一点难度，激起有些同学以后继续寻思的兴趣，我想也是一种机会，也有好处。专业知识是必须训练的，所以一般听众与专业听众也不一样。包括写文章，给不同的人看得有不同的写法，是为报纸写的，是给老师的作业，还是学位论文，要求都不一样。这都跟背景有关系。
如果我们对“解释”进行推广的话，我还可以说，翻译就是解释。翻译有两种，横译与竖译，刘小枫老师喜欢说的。对中国来说，竖译就是把古文翻译为白话文，因为从古变今是纵线。横译则是把外文译成中文。说竖译是解释比较好理解，其实横译也是解释。我们阅读英语文献的时候有一个经验，如果它是另一种文字的译文，往往比英美作者直接用英文写作的文字更容易读。因为翻译通常包含了解释的功夫在内了。这样一来，解释的范围就大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经典与解释联系起来后，后果会是怎么样的？我们依然以中国文化为例来讨论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说，没有解释就没有经典。大家听了会说不对，你刚才为经典提出很多条件，为什么解释就比其它条件的优越呢。没有文本也没有经典呀。但是文本很多，能被解释成为经典者很少，所以我强调解释自然超过强调文本。我们知道经典都是人写出来的，但很多人都在写东西。没有人或很少人，即使后来成为经典的文本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相信自己正在写经典。这样想的那少数人，写出来的东西可能都让人忘记了。那些古代经典的作者，写作的时候，多半只是全心全意写出自己理想的观念，有些甚至可能就是写下当时的想法而已。我们现在看到的先秦诸子百家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相信就是这种情况下出来的。但是如果没有解释，经典就不存在。没有未经解释的经典存在。解释的功夫很大，但不是所有的人所作的所有解释都是我们能接受的。有些解释得好，有些不好。解释得好的作品，本身也可能成为经典。后面我们会提到。
在提到经典的被解释时，我们还要注意到经典的被引用问题。因为引用才需要解释，引用与解释经常联系在一起。但引用的内容如果简明，就不一定得专门解释。分开来看，引用与解释一般分为两个时期。较单纯的引用一般是产生在与经典产生的历史背景相同或相近的时期，因为那时经典的内容容易理解，大家的理解也较一致。也就是说，作者、引者和读者，拥有共同的知识背景。象我们在《左传》中读到的，在政治军事外交等重大场合，经常有人会引《诗》，说者听者都心知肚明。就跟我们文革时期引毛主席语录，也不需要特别的解释。文革时期有一个阶段有一种引经据典的风气，大家不一定知道。例如，写一封情书的时候，前面会有一段话，毛主席说，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象这样的内容，不需要解释的，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当引用者与经典产生的时代已经有了距离的时候，别人对相关的历史背景了解不够，对其内容的理解有困难，解释就有必要了。不仅这样，甚至很少人引用，经典会被人忘记了。于是就有少数的思想家或学者，出来专门对它作解释的工作。这个解释，还不仅仅是让人家弄懂它，还要把经典中表达的思想原则引伸到新的环境中来。孔子在两多年前说的话，没有顾及我们今天的历史状况。现代的人对它解释的时候要抽象出一些原则，以便跟我们的当代生活对得上号。所以我们说，经典需要解释，没有解释就没有经典。要注意，必须是第一流的解释，创造性的解释，才能助成经典，不是的话就意义不大。
第二个问题是，解释创造意义，它与第一点密切相关。我们举个例子，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刚才我们谈五经、六经的时候，提到了《春秋》。《春秋》是什么？鲁国的编年史。那一年发生什么事情，那一位王公有什么行为，一条条写下来，基本上没什么评价。但据说，孔子对《春秋》进行修订之后，里面的用词起了变化。普通的人死了就是死，国君死亡要叫驾崩。崩者是尊贵有权位的人。又如杀人，好人杀坏人叫做诛，如果下位杀上位的人，是犯上作乱，则叫做弑。行为表面上是一样的，但描述词则不一样，它意味着评价的不一样。孔子要告诫人家那些事该干，那些事不能干。又如“礼崩乐坏”的时候，有些储候比较放肆，本来只能受周天子召见，现在却能将周天子呼来唤去了。当周天子被迫与那位国君见面时，孔子觉得照录不得体，会用曲笔，如说成天子去“狩猎”之类。孔子的春秋笔法，就是要惩恶扬善，让君子流芳百世，坏人臭名远扬。所以孟子说，“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这就是其意义之所在。
其实中国思想史上，一些重要的思想流派的出现，就是对旧经典作创造性的新解释的产物。我们知道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也称新儒家。为什么叫新儒家呢？它跟两汉儒家、先秦儒家比，都有自己新的东西。但这些新的东西，也都是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而获得的。他们的解释，还导致不同经典之间地位的变化，象《孟子》、《大学》、《中庸》，以前地位没这么重要，到了宋儒手里，便同《论语》合为“四书”，影响甚至超过“五经”。经他们的解释，原本不太受重视的经典变重要，原来的主要经典有些则退居边缘的地位了。解释提高或改变了事物的意义，在经典是这样，在社会文化也是这样。宋明理学有个核心观念，叫做“理”。理学家说，别的东西都是学有所受，只有“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然后他们就用这“理”的观点去解释经典上的许多问题，这是他们的贡献。他们还发现什么呢？《论语》记载，孔子经常赞扬他的一个学生颜回。颜回行为不是很起眼，没有什么特出的言论或功业。孔子称赞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宋明理学家就要问一个问题，颜子所乐为何物，为什么孔子这样器重他。这颜子究竟是乐学、乐道，还是乐天？这涉及到人生的精神境界问题，他们为此作了许多文章。这是解释的结果。有人以为，古代对经典的解释，就是圣贤说什么就讲什么，鹦鹉学舌，这错了。他们是从对圣贤言论的解释中，表达出自己的见解。当然我们得指出，并非所有对经典的解释，都会被人接受并得到传播。
除了解释的创造性之外，还有是否得到政治权力的支持。换句话，是否具有解释权的问题。如果你没获得政治力量的支持，影响会非常小。朱熹在生时政治上也不得志，他的学问曾被当作伪学而被清算。他去世后，欣赏他的势力壮大，其思想也就更易走运。朱熹在生与董仲舒命运不一样。还有康有为的例子，康有为为了表达变法的必要性，著书立说，揭露古代所传经典是伪经。因为是伪经，依照它们发展起来的古代政治制度就都有问题，必须改革。然后又从《论语》寻求新的思想资源，得出合乎自己要求的结论。如说，孔子拥护民主制，主张开议院，等等。他以为提供这些东西，支持他变法的皇帝会高兴。结果保守派人士一告，皇帝马上下令将其书毁版。康有为没有解释权，那套观点在当时就难以有大的影响。假如在座的有人声称自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或党的路线、方针，我想也没人会当一回事。因为你也没有这种解释权。
另外，我们还要提一下，解释与解释学，不是同一个概念。解释是一种实践，西方传统有法律的解释，有《圣经》的解释，也有其它历史文献的解释，中国古代也一样。但是，解释学理论，中国没有西方发达。但中国传统中，也有一些有关解释方法的说法。例如，知人论世，孟子所说的，如果我们读一个人的诗而不知这个人的故事及写诗的背景，我们如何能理解它呢。这要求对经典的研读，必须以对其相关的人、事背景的了解为前提。这是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在道家传统中，还有一种得意忘言的思想方法，强调对经典的理解不是背文本，不是拘泥于它的字面意义，而是掌握其思想意义。因为道家经典中，大量的诗、故事，是隐喻的运用，你不能只知道表面上的人物、故事，而要掌握其所传达的意义。学文学的同学对此好理解。还有一种强调概念分析的，叫辨析名理。这是一种思想的功夫，有点接近分析哲学的倾向，不过不是分析哲学，只是着重准确掌握思想内涵而已。在经学之前，古代的名家如公孙龙，已经有这方面努力，象白马非马的著名讨论，就是证明。要把这些分散的方法论观点，发展成为解释学，仍有待于当代学者的进一步努力。

以上就是我今晚就经典与解释这个题目，想讲的大致内容。但我要补充一下，尽管刚才我说的内容，可能给大家一个印象，我们的文化生活一直都笼罩在经典与解释之中，其实我们的当代生活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当代人写文章也喜欢引经据典，但不是“子曰”“诗云”，不是传统经典。而是引西学著作，主要是中文译本，是翻译书。所以我们现在不是经典文化，而是翻译文化。这种文化现状当然有其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我不觉得引西典的行为有什么不妥。但是，做为教中国哲学的教师看来，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对这样的问题，学界当然得进行反思。问题不仅是不引自己的经典，而引西方的经典，而是我们在引古代经典的时候，还必须用西学对它进行解释，否则我们就不知道它的意义所在，你说这是不是很奇怪的事情。本来我们理解西方得借助古代的经典，象上个世纪初梁启超介绍西学的文章所做的，说培根思想象朱熹的格物致知，康德的绝对律令相当于王阳明的良知，当时的读书人才知道说什么。现在要倒过来，得说王阳明的良知相当于康德的绝对律令。这就是整个价值变迁或者说颠倒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做中国哲学的人发展出另外的研究方向——经典解释学。这与传统经学不一样，不是一定要把经典当圣典或政典来崇拜，而是当文化经典来研读。同时，我们的研究并不只限于经典本身，更要着眼于经典是怎样被解释的。通过经典的解释来创造思想的方式，也仍是我们今日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起来的途径之一。
最后，我在这里作一个广告。我们的努力，部分体现在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与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合办的网页——“经典与解释”上，欢迎大家访问和批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