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始祖——哲学

                                                                                                                                                                   作者：陈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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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从哲学到科学的发展，首先是要说明哲学是什么。不谈我自己的理解，就说一般的观点吧。“哲学”这个词，philosophy，译为“爱智慧”。但我觉得这个词还不能够准确描述东西方的差异，说明什么是哲学。因为各个民族都爱智慧，或者至少是其中有一些人爱智慧。当然到现在希腊语怎么翻译都还是一个问题，毕竟隔了很长的年代，也隔了很多文化。其他关于哲学的说法还很多，这里采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即哲学是关于真理的科学，或者是关于求真的科学。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史和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吧，他的定义应该是很有分量的。“真理”是什么?——我们做哲学的人都是这样的，凡用一个词，接下来都会问这个词“是什么”，然后讨论、争论，最后没有结论。这的确是哲学行当的特点。虽然我们可能还不能对“真理”提供一个很好的定义，它的基本意思我们还是可以把握的。就这个我们了解的基本意思来说，我一向认为“求真理”是非常突出的西方人的特点。这个观点可能会引起误解，如果大家都把“求真理”当作一个优秀的品质，那么我似乎就是把—个优秀品质全归给西方了。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其实各个民族、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长处或者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求真”的精神的确在西方的历史中特别突出。我想只要我们停下来，稍微比较一下中国的历史、欧洲的历史和印第安民族的历史，应该比较容易地看到这一点。从一个较大的范围来说，中国人也讲真，但这主要是社会意义上的“真”，讲究为人的真诚。对于宇宙的真，世界的真，中国人不是特别地关心。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否则你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反驳我这个观点。在对世界的关心中，中国人可能只是在历史这一方面，求真的精神不亚于任何民族。历史上很多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史官为了如实地记载—个事件，受到迫害甚至被一一杀掉，但他们仍不放弃求真的目标。但是，对于我们今天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科学的“真”，也就是自然科学中“宇宙是什么样子的”、“数的原理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中国人关心的比较少。科学史研究中有一个所谓“李约瑟问题”，大家可能都知道，即“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我一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倒过来问，即“为什么西方发展出了科学?”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游戏或者字面之争。之所以要反过来问，是因为在“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点上，中国和大多数民族差不多。他们关心人的生存，关心很多事情，但不太关心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样子。所以说在这点上中国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而我们总是针对比较特殊的事情才问“为什么”。我举一个最一般的例子：如果一个学生迟到了，问他“为什么迟到”这是合乎常理的；如果学生都好好地坐在教室里，一个个地问他们“为什么没有迟到”，这就显得荒唐了。正因为“迟到”是一个例外，是不正常的事情，我们才问“为什么”。但是在“李约瑟问题”上，由于西方的文化精神、制度等等各方面在上两个世纪统治了世界，我们很容易把西方的一套想法和它的发展模式当作是最最正常的，对与之不一样的我们总是问“为什么”。但是在此之前，人们却不这么想事情。比如社会发展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从西欧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研究别的社会可能就套不上这个历程，学经济史、社会史的同学对此应该很了解，理论套不上的时候，我们就创造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这个那个概念。但无论是什么，我们都是在把西方的发展模式当作最正当的模式的前提下提出的。这个问题就先讨论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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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的“爱真理”不需要再详加证明—了，像布鲁诺为了坚持“日心说”而被烧死这样的故事已经耳熟能详。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来理解这些故事。从中国历史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历史可以知道，“舍生取义”不止是西方人才有的精神，各个民族都会有这样的英雄志士。但是只有西方人才会为了那样一件与我们不相关的事，离我们太遥远的事情牺牲，而且这样的事件在科学史上屡见不鲜。当攻城的士兵冲进来的时候，阿基米德仍然守护着沙盘，说“不要动我的圆”。他觉得他在沙盘上做的那个圆是最重要的。有很多东西可以高于生命，像爱情啦，主义啦等等。但是一个圆，一个“太阳、地球谁绕着谁转”这样的问题高于生命，以至成为追求的核心，这却是西方一脉相承的特点。


这种精神比较确切地说是在希腊产生的。以前有句话叫做“言必称希腊”，在西方做学问的，或者从事哲学以及类似的思考的人都是这样，他们不能不“言必称希腊”。因为整个西方的精神就是从希腊发源的。有人提出西方精神主要是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的结合。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也成立。但是如果我们倒退到希腊和基督教的那段历史来看，一般我们就会认为希腊才是西方的，而基督教是东方的。当然如果站在中国的角度，那二者都是西方的。但是从希腊的眼光看，基督教是一种东方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有很多，根据今天所讲的话题，可以说希腊人是追求一种明确的形式，一种清明的眼界；基督教是追求一种更深邃的，深邃而含混的精神体验。对此可以讲得更细，而大致的画面是这样。我们先回到希腊。


希腊时期出现了一些智者。他们或者说世界是由水组成的，或者说是由火组成的，由其他的物质组成的。这些理论在我们今天看来或许是比较幼稚的。但是他们谈问题的角度却一点也不幼稚。他们在寻求构成世界的最终元素，而今天的物理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在继续这一工作。当然中间经过很大的转折，下面我会谈到。中国人也说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组成的，不能说这种学说很荒唐，按照这一逻辑，说“世界是由水构成的”同样很荒唐，而我不这样认为。但是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如果翻阅关于“阴阳五行”学说的记载，可以发现这种学说主要是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是适应于解释朝代变迁、人世更替的需要而提出的。对于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是由哪些元素构成的”这个问题，学说的论者并不关心，也没有在这方面做出什么努力。他们可以用“阴阳五行说”去研究历史，把各种颜色套到各个朝代上，但是我们看不到他们用这样的构架去认真地思考我们所说的物质自然。而希腊人很快就从这些最早的思辨进入一个更实质性的阶段，其中包括他们提出的“原子论”。这个“原子论”跟近代的“原子论”有性质上的差别。近代“原子论”是一门实证科学，是通过实验建立起来的；希腊的“原子论”完全是思辨的产物，是从逻辑上这么想的。把这个差别先撇开，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希腊的“原子论”看作一种认认真真的关于自然的学说。


另外一个方面是希腊人在数学、几何学等方面的成就。但成就还不是我所要强调的，我所关注的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希腊位于地中海的一隅，是很多文化的交接点。当时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中东文明都非常发达，不同的民族都有各自的长处，比如巴比伦的天文学等等。它们通过各种途径来到希腊。至于谁对希腊文明的形成具有更大的作用，最好是由专家去评定。在我看来，这些学说和科学探索到了希腊之后，都获得了一种崭新的面貌，它们和人事基本上脱离开了，成为一种大致客观的研究，而且是一种系统的研究。今天当我们想象欧几里德原理是写于公元前四五世纪的仍然会非常吃惊，他竟然能在那个时代，把当时的眼光所能触及到的一切几何图形都归结为几条公理和一些推理规则，从而解决所有平面上的图形问题。我们从小学、初中开始就学习这些东西，觉得它们好像天然就是生活知识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这些知识直到明朝才传到中国来，被视为特别新的东西，只有那些最开明的士大夫才肯学习一点儿，明朝已经是公元十一世纪了!而希腊人却是在相当于春秋战国的时代，不仅把这些知识创造出来，写出来，而且当作任何有知识的人的必读内容。哲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在这样的精神特质中产生的。这样就得到了我们的结论“哲学”有广义，有狭义。广义就是“爱智慧”，或者“深刻”，或者“无用”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跟深刻的思想或玄乎的思想差不多，是普遍存在于东西方各个民族文化之中的：而狭义的哲学，也就是我一直在说的这个“哲学”，是系统地追求真理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仅属于希腊的。至于说别的地方有没有狭义上的哲学，这个问题只是在后来文化上稍稍有点被压制的国家比如中国才会引起争论。而在西方绝大多数国家里，任何一个哲学教授，或研究思想史的人都会自然的认为：哲学就是希腊的产物，是希腊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说是仅仅属于希腊的。


上面所说的是哲学产生的一般精神氛围，接下来谈谈哲学产生的具体环境，或者说“国情”吧，国情这个词不是很确切，但大致是这个意思。这里主要指希腊的民主制度和希腊的法庭制度。民主制度和法庭制度本身也是很神奇的东西。当我们看世界史的时候，就会想怎么会突然有一些人设计出这样的制度：由很多人投票来决定一件事情。但这在当时还不是很普遍的制度，或者说只是希腊特有的制度。法庭制度也是这样，在当时它已初具现代法庭制度的一些大致模样，也是双方辩论，最后由陪审团表决。有时候陪审团的规模非常大，有四五百人之多，大家最后投票表示自己站在哪一边。细节上当然有很多差别，但基本的构想在希腊已经出现了。这两个制度和哲学的关系在哪儿呢?我们可以想象，本来如果一些人想共同建立一个城邦，建立一个国家，或者哪怕建立一个团体，从事一项共同的事业，他们会找到其中有智慧的人，或者有势力的人，或者有什么的人，由这些人，或这个人来领导他们。这是最容易想到的办法。实际上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在大量地采用这种办法。如果发生了冲突，既然我们本来依靠的是智慧，或者势力，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们就可以通过势力的较量来确定我们真正的领袖，而民主制度是用嘴上的功夫代替了剑上的功夫——这可能稍稍对民主制有点贬抑——“会说”就能当政治领袖，这在今天已经为大家所接受，看电视上的竞选就知道。而这在当时却是很新的观念，很新的实践。“会说”是需要训练的，嘴上的功夫和剑上的功夫一样，需要训练。这样就出现了一些专门教人“会说”的人。这些人就叫sophist。sophist这个词很难翻译，看起来也是“智慧”的词头，喜欢的人把它译成“智者”，不喜欢的人译成“诡辩”。这二者之间还的确有点联系。在法庭上也是这样。中国的判案在县里是由县太爷执行。他要听两方的争论，但最后不是完全根据事实来作出判决(我没有批评的意思)。因为县官不止是一个行政官员，更不止是一个法官，他同时还是一个道德的维护者和提倡者。县官判案的时候要写备案，备案里边事实以及根据事实量刑的审判只占很小的一部分，长篇大论都是在讲述这个案子的道德意义，怎样通过最后的判决维护了纲常或当时所宣扬的道德主张。这既是中国传统中判案的最基本的模式，也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模式。而完全按照事实量刑是希腊、罗马的发明。


希腊法庭最初只允许被告和原告出庭。出庭之前可以写状子，这由那些会把状子写得很有意思的、写得很好的人去做，就跟中国的刀笔吏差不多。但是后来慢慢希腊法庭上就允许相当于现在的律师这样的人代替被告和原告辩论。这就是现代律师的雏形。很自然地，这些会写状子的人，对法律有研究、对法官和陪审团的心理有研究的人就走上法庭。他们的本事就是“会说”。这个“会说”包括不能截然分开的两部分，其一是能打动人的感情，其二是会论证，会讲道理。他们不能只是把结论说出来，既然原告和被告各执一辞，结论总是相反的。要想说服陪审团，惟一的办法就是对结论讲出个所以然来。这成为他们的专业。于是在雅典和其他的一些希腊城邦，出现了一批职业的论证师，就是sophist。但sophist只是哲学家将要产生的背景，他们还不是哲学家。两者的区别在于，第一批哲学家，比如柏拉图，把二者的区别讲得很明确，即哲学家在这点上跟sophist一样：他们是为真结论提供论证的人，但是他们不收钱。柏拉图在《对话》中将收钱不收钱当作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也许我们会觉得他有点不太开化。但是他不只是这个意思。sophist之所以既可以称之为“智者”，又可以说他是“诡辩”，就是因为他要论证的结果是事先已经决定好的。收了谁的费用，就要把谁说成是有理的。要是碰巧收了对方的费用，就要把对方说成是有理的(这就有点像大学生辩论会的那种情况。当然你们不收钱，你们收名誉)。因此，虽然他们发展出了论证的技术，但并不是真正追求真理的人。而哲学家表面上看起来像sophist一样，什么都要讲出个道理来，但有一点是根本不同的，即哲学家不知道结论在哪里。他们会有一些预先的设想，在科学中这叫假设，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是为这个设想寻找论证。但在论证的过程中，他们却常常会自我否定。研究的结果可能否定开始的假设。因此，哲学家接受的是经过论证最后得出的那个结论，而不是预先的假设。在这点上，他们跟sophist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可以初略的把哲学家的特点归纳一下：第一、他们是追求真理的人，这个“真理”虽然我们没加定义，但是和一般的所谓成为“真人”或“圣人”还是不太一样的。第二，他们是为自己的结论提供论证的人，而不是完全靠直觉。第三、这又回到第一点，他们是以真理为最后目的，他们能够为论证所说服，坚持被论证的结论，而不是坚持一开始的立场。这样就引起了一种变化，这个变化和整个的文化背景有关。因为在原始的状态下，人们总是把自己的部落，自己的小民族，自己的共同体的利益、诉求或生活方式看作是天然正确的，其合理性是不受置疑的。如果这个部落是每个男人娶两个妻子，而另外一个部落只能娶一个妻子或者能娶四个妻子，他们都会觉得对方很可笑，很怪。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理所当然的是要维护自己的部落。这是生存斗争的一部分。而且在所谓精神或理想的层面也是如此。你所在的文化天然就是至高无上的文化，它是对的，是好的。当它和别的文化发生冲突或表现出差别的时候，别的文化就是可笑的、恶劣的。这是比较原始的情况。即使人们愿意为自己的文化提供论证，这些论证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结论是预先做好的。


但是有了哲学这种思考方式之后，情况就有所改变。原本认为好的那些东西，经过一番思辨之后，就可能会发现它不是那么好，仍至于其他一些文化的特点或者作法会被认为是更好的。比如希罗多德写的《历史》(在历史这方面，中国人也是很强的，史书都出得很早，像《左传》是成于春秋时期)，其主线讲的是希腊和波斯的战争。但是希罗多德作为公认的西方第一位历史学家，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有一双好奇的眼睛。他亲自到了很多地方，描述了各种各样文化的特点。而且他像古代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喜欢听故事，并且把很多故事记录下来。其中有些很荒诞，这是古代史难免的。但是希罗多德通常会加上这样的注解，他说：波斯人是这样对我说的，是否是真的我不知道，我只是把它记录下来。这是他常用的脚注。另一种注释是这样的：听说在克什米尔那一带，祖先死了之后不是被埋起来，而是被吃掉。这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匪夷所思的、不人道的、可怕的陋习，但是平心静气想想，也许他们有自己的道理。这是他们文化的特点。我相信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是出于邪恶，因此也不会像我们这样感到愤怒或者恶心。近代人类学作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发现吃人这种风俗和我们所说的“生吃匈奴肉”那种意思还不一样，是他们为借用祖先的灵魂和勇气而进行的一种仪式。他们希望通过“吃”这样的形式能够接收下来，承继下去。就像现在基督教的仪式中也仍然象征性的保持了这点。近代人类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比希罗多德更科学。但我想说的是希腊人有这样一种眼光。这种眼光发展到今天，我们可能会把它叫做文化相对论(这个大话题这里就不说了)。然而在希腊出现的这种哲学精神如果掌握得不好，就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即对固有的风俗习惯，固有的信仰起到瓦解的作用。因为本来好好地，各个民族都信仰各自的神，遵循各自的文化，有各自共同的生活理想，是一个集团、集体，虽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至少在这方面是统一的。但是，当哲学家产生之后，或者说当哲学形成之后，他们就可能动摇以前固有的对神的信仰，以及对风俗的尊重和遵守。


正是在这种变化中出现了“苏格拉底的审判”，这个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雅典人把苏格拉底推上法庭，以“教青年不敬神”的罪名，把他判处死刑。这样一说，好像雅典人也挺粗暴的，对哲学很不容忍。这个故事固然可以作为不容忍的一个例子，但是如果看细节的话，就会发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像雅典人这样容忍本文化中一些人的自由思想，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可以这样认为，就思想自由的程度来说，没有哪个民族和时代是超过雅典的。这个比较并不单是说现在中国仍然有报刊检查制度，有出版署之类的东西，现在的英国、美国等也都包括在内。在雅典几乎没有“政治上正确”这样的观念。如果雅典和斯巴达两个民族在进行生死存亡的战争，这时候任何公民都有义务走上前线，保卫雅典或者为雅典去侵略别的地方。但是在思想上，在戏剧中，在文化的各个角落，却可以任意说什么，甚至可以嘲笑那个刚刚得胜归来的将军。而在美国则不可能在朝鲜战争之后，写文章嘲笑麦克阿瑟，任何报纸都不敢那么做，虽然它有所谓的新闻自由。


自由的氛围的确是希腊哲学能够兴盛的基本条件，但也带来了问题，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这个问题。一方面各种文化似乎是多元的，各有道理。但是如果把这个论题推得稍为极端一些，我们很快就会失去国际关系中的是非感和道德感。比如9．11轰炸这样的事件，我们既可以说是恐怖主义分子的疯狂行为，但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对他们的社会理想的追求。如果这样看问题的话，我们最后怎么可能在国际事务中，或者退一步说，在个人事务中，维持一个道德标准和道德理想。这不仅是我们当今普遍面临的问题，也是在希腊发展晚期，希腊所面临的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就是来自允许我们对世界进行自由思考。如果我们不被允许，或者没有习惯，或者没有能力对世界进行自由思考，当然我们可能会遇到别的麻烦，但至少是不会遇到这个麻烦。这个麻烦是贯穿在所谓文明史的全过程之中的，除非是在文明史中有另外一种占优势的思想意识形态几乎控制了整个人类的心智，中世纪的欧洲大概就是这样的。


希腊哲学繁荣了大概几十年，不到一百年的样子。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这两个阶段在这里就没办法详细讲了，我们直接进展到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亚里士多德几乎掌握了希腊人所有的知识。他的著作大多数是讲义，是他讲课时学生做的笔记，后来流传下来。他的这些讲义，或者说著作，包括了生物学、经济学、政治学、物理学、哲学、心理学等等。形象地说，大家今天在北大读书，总是有一个专业的。只要这个专业够古老，一打开哲学史，就会发现这门科学或学科的创始人是亚里士多德(大概是这样的，可能化学不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希腊的哲学精神和科学成就可以说达到了顶峰，但是从希腊的城邦制度来说，恰恰是到了它的晚期。这里只是讲一些主要历史事件。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是北方马其顿王国国王菲利浦的御医，他本人是王子亚历山大的老师。如果是英雄崇拜的话，肯定会把亚历山大列为世界历史上数一数二的人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亚历山大是27岁左右死的。他在27岁的时候，率领马其顿人统一了整个希腊，并且将版图扩展到当时可知的全部世界，包括整个小亚细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印度的一部分，当今阿富汗的一部分，但不包括中国，因为当时中国离他们还很遥远。我不知道如果天假以年的话，他是不是会一直跑到中国来(有一些传说提到他对一个更遥远的东方国度很感兴趣)。亚里士多德碰巧就是亚历山大的老师。当然，我们学哲学的特别愿意说：亚历山大之所以成就了这么伟大的帝业，是受到他的老师的影响。尽管这方面的历史证据还非常稀少。但是，提一个小的轶事吧，当亚历山大远征的时候，我们现在会把亚历山大的征服欲望看作是侵略，但是古代人的观念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对于征服有一种跟今天人类渴望登上太空差不多的想法，即扩大他们的已知世界。当时亚历山大的远征队到达了世界的四极。在远征队里通常都配有科学家，他们收集所到之地的各种动物标本、植物标本并采集当地的风土人情，带回希腊，成为图书馆资料的一部分。当然也顺便成为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资料。这种习惯是西方特有的习惯，在其他地方没有听说过。而且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达尔文，他不是自己花钱租船出去的，而是跟着远征队。达尔文时代的远征队配备的都是博物学家，军官都有义务帮助或协助这些科学家搜集各种各样所需要的科学资料。这一直是西方的传统，科学研究始终是一个核心活动。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就分崩离析了，希腊陷入了比较灰暗的年代，直到罗马重新实现统一。我们知道，所谓古典世界，在西方就是指希腊和罗马。


罗马帝国是从现代罗马这个城市发源的，使用拉丁语。它本来是一个小部落，但是由于它具有极为优秀的军事和政治的才能和素质，很快就占领了整个意大利，进而击败迦太基人进入北非，又占领了希腊，把希腊等地都变成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整个事情大概发生在公元前后这段时间，相当于中国东西汉交接的年代。这是罗马崛起的情况。


罗马与希腊相比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罗马人具有在建立统一帝国方面的卓越才能，我们今天称之为军事才能、政治才能和法律才能。因此罗马法律后来成为整个西方法律的基础。但是相对而言，罗马人在文化领域特别缺乏原创性。在这方面，他们非常尊重希腊人，尽管后者是被他们征服的对象。罗马的上层家庭一般都是聘请希腊人教其子女音乐、诗歌、雕塑等他们所说的广泛的艺术。对希腊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罗马人可以说是照单全收。我们今天见到的那些所谓希腊雕塑的残留，比如断臂的维纳斯，绝大多数都不是希腊的原作，而是在罗马时代临摹复制的。从希腊坐船运到罗马去，装饰罗马的宫室或家庭。碰到风暴，就被埋在了岛屿的浅滩上，到近世才被挖掘出来。这是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尊崇。


罗马帝国最兴旺的时候，即公元初的两个世纪，欧洲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大家知道，地中海是征战不断的地方，直到今天仍然是各种文化冲突的大舞台，巴以冲突就是发生在地中海沿岸的事情。只有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整个地中海才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内海，不再有海盗船出没。罗马帝国的繁荣、昌盛和和平，不但是当时的人类很难想象的，而且也是此后的人类没有再经历过的。也许我们可以用西汉来比拟罗马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最长治久安的就是西汉了，这是一个不很黑暗的，而且很绵长的朝代。但是讲细节的话，我个人的观点是，罗马帝国在各方面的成就还要伟大得多。“罗马的和平”成为字典里的一个短语，指一个强权通过它的开明政治和法律统一了世界，实现了和平昌盛。苏联刚垮台的时候，美国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由美利坚合众国建设一个罗马的和平”。美国人想象：一个纷争不已的世界，各种意识形态相互冲突，必然会有一个最文明、最先进、最强大的势力完成统一。这种统一惟一的缺点就是对文化的创造性可能不是太有利，但是从老百姓安居乐业，从商业繁荣和世界和平来说，却是无可比拟的。在苏联刚解体的时候，这是美国政府的，也是美国人民的非常普遍的设想。这就是罗马思维。但是由于离这段历史太近，我们还没法判断，只能感觉到我们不是面临一个“罗马的和平”。如果不说灾难更加深重的话，至少是灾难仍然深重的一个时代。


在罗马繁荣昌盛的同时，地中海的一角，出现了耶稣基督这样一个人。耶稣是犹太人，但他宣扬的学说却不为一些犹太宗师所喜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说教的势力不被这些人所接受。我觉得无论是在摩西的时候，还是在耶稣的时候，还是到了现在，犹太人都带有神秘的、并且是有一点点疯狂的对末世的感觉。这在犹太人的思想中是普遍存在的。当然犹太人中也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但这也许仍然跟他们的这种气质有关系。如果特别喜欢一个太平世界的话，可能他们就不大形成伟大的思想，这是一个事实。当犹太成为罗马统治下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民族的时候，像耶稣这样的怪人就会层出不穷。耶稣后来成为一个席卷世界的宗教的创始人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我没办法判断。但是从历史上看，他传教的胜利跟保罗是分不开的。耶稣的弟子在他死后到处传教，但是都效果不彰。而保罗是用希腊语传教的。刚才提到希腊语在罗马帝国早期的时候是最有感召力、最富有文化的语言。实际上保罗也是使徒中最有文化的。因此基督教就以希腊为中心，而不是以中东为中心散布开来。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罗马人本来是安居乐业的，他们去信这样一个古怪的宗教干什么?换句话说，罗马的文明是如此的辉煌，以至于我们今天很难解释当时的罗马人信仰基督教的原因。我到过庞培，它在公元7世纪维斯威火山爆发的时候被埋掉了。因为它是被埋掉的，所以挖出来时像新的一样，与别的慢慢被摧毁的废墟不同。小城里所有的道路都是用石头铺成的，中间有刻出来的槽，供马车行驶。整个城底下是一个完整的下水道系统，就跟我们在一些电影中看到的—样，是用许多若干人高的、拱形的石头砌成。城里到处都是公共浴室，这是罗马人的习惯。他们没事就跑到浴室去，那里成为他们的公共活动场所。浴室里有很多石柱，上边都是浮雕和各种雕刻。很难想象具有这样的城市建筑和市政管理的规模，只不过是—个居住着两万居民的小镇。两万人口只是我插队时候的一个公社的规模。公社在中国的70年代，所有服务于民的公共设施只有两个，—个是小合作社，卖糖果等，一个供应打卤面。置身庞培，几乎不敢设想人类在两千多年以前曾经达到这样高的文明程度。罗马人人人识字，都能阅读，有公共体育场，都能锻炼，罗马就是这样的生活状态，几乎会认为人类发展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当然还有那些被征服的民族可能会心怀不满，但是只要愿意被罗马同化，生活也是很安定的。但是居然就有基督教在罗马的内部产生。对于那些古典的、高贵的罗马人来说，基督教是癌症；而后来相信基督的人却把它看作一种新的希望。这种希望在罗马帝国中蔓延，到4、5世纪的时候，罗马的贵妇人直到皇后都是暗中的教徒，以致于君士坦丁皇帝也信奉了基督教，尽管当时基督教仍然是非法的。在皇后等人的鼓励下，皇帝最后宣布基督教代替原来的国教成为罗马的新国教。


基督教力量的壮大有很多原因，这里只说其中之一。罗马帝国晚期，即公元4、5世纪，整个罗马完全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公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值得争取。他们没有要反抗的，没有要被压服的，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他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式享乐。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当时的食物十分丰富，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从世界各个地方运到罗马本土。但人的胃口是有限的，一种不伤害身体的呕吐药就成为畅销品。人们在吃了一种食品之后，服下呕吐药吐出来，再接着吃别的东西。罗马的财富是无穷无尽的，因为全世界都是罗马的。在这种情况下，连性生活都不再成为乐趣的一部分，肉体的舒适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达到。而生育几乎被认为是一件最不可取的事情，因此罗马公民日益减少。为了维持罗马公民的数目，以及保持军队的来源，用现在的话来说，便不断地向周边民族发放罗马的绿卡或者身份证，使他们不断地变成罗马公民。实际上，当罗马最后被所谓的蛮族征服的时候，真正的罗马血统的公民已经屈指可数了。


我不是绝对地说由此造成了基督教的胜利，但很明显的这是原因之一，其中的关联是清晰可见的。因为基督教虽然是穷人的宗教，是那些被压迫者的宗教，基督教提倡的德行几乎全都跟罗马人相反。他们提倡苦修，提倡精神上的追求，杜绝物质追求和享乐。这中间包含有一种精神的力量。但是不管这种精神力量是什么，进入中世纪之后，欧洲已经成为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地方了。我讲的不再是5世纪，而是10世纪，是在经过了基督教前5个世纪的统治之后。“黑暗时代”(the darkage)从广义上来说，包括6—14世纪，而在狭义上主要指10—15世纪的后一段。这一时期的矛盾，从我们习惯看问题的角度来说——与精神的角度相比，我们今天更容易从经济、社会、政治这些角度去看问题——它的确是从一个文明昌盛的时代倒退回了野蛮时代。所以文艺复兴之后，人们把中世纪叫做darkage。现在有人反对这么提，但是在头一两百年的历史中，这是一个被完全接受的用语。在这个时代，希腊和罗马创建的人类文明几乎完全不见踪迹，再没有高楼大厦和辉煌的建筑，雕塑等等艺术全都没有了。人民几乎全是不识字的，包括那些小士绅们。他们不知道有希腊、罗马，就像桃花源的人不知道有秦、汉一样。他们不仅见不到希腊和罗马的东西，而且不知道曾经有希腊和罗马这样的文明存在过。没人懂得希腊语，希腊的典籍也完全荡然无存。这些典籍等到后来被发现的时候，绝大多数是从伊斯兰人手里找回来的。比较当时的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是要繁荣得多、开明得多，对文明的追求远远胜过当时的基督教欧洲。各门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的手稿辗转传到伊斯兰，并且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第一批拉丁文著作都是从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后来才慢慢找到一些希腊文的原稿。在这里我没有夸大任何差距，只是想说明所谓的“世俗的文明”，说明强烈的精神追求与暗淡的世界这两个东西的反差。这里所指的是整个人类的精神追求与暗淡的世界的反差，至于个人的追求暂且放到一边。人类确实有非常不同的追求，而且从历史上看，这些追求有时候就是能够从一种状态转变到另外一种状态中去。


限于时间，文艺复兴等等都不说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15世纪以后，特别是17世纪以后的欧洲看作是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复兴。很多思想家都谈过这个问题，关于去宗教化、世俗化的论述很多，希望建立地上的文明。我们也像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盖起高楼大厦，创建市政管理，大城市重新出现。在这个意义上，的确是一次复兴，而且也不仅仅是文艺复兴。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如果把希腊、罗马这段历史跟其他国家的历史对应起来看，就会更有意思。我刚才偶然地将中国历史的朝代和年代作为一个背景提出来。与希腊罗马相比，中国历史自始至终都体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当然五代十国的时候稍稍出现了中世纪欧洲的那种状态，图书馆被烧掉，文盲在增加，所谓迷信的人增多等等。但是时间都是比较短的，不是大段大段的历史阶段，而且从来没有出现文明的中断。非常奇怪的是中断几乎只发生在我们所经过的时代，但是并没有完全中断掉。


15、16世纪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所谓世界扩大，哥伦布发现了美洲。顺便说一下，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出自一个错误，因为他的天文地理知识没有葡萄牙人好。他的计算表明他可以绕到东方来，找到香料。自从航海盛行之后，海上食品问题也突显出来。在海上需要吃肉，否则会得坏血病。但是在一两个月的航行中，肉很容易坏掉。因此就强烈地需要我们所说的花椒、胡椒等等广义上的香料。然而香料只产在南亚和中国南部一带，这样他们就需要找到东方。开始哥伦布想走陆路，但当时奥斯曼帝国在土耳其一带特别强大，足以阻止欧洲人通过伊斯兰世界到达东方和中国。这就造成了整个西欧想通过航海找到中国、印度和东方世界的强烈欲望。哥伦布作为具有这种冲动的人之一，试图说服各国王室支持他。他先来到葡萄牙，葡萄牙有一批很优秀的天文学家，他们知道地球是圆的，理论上可以绕到东方来。但是他们对地球直径的计算比较准确，知道哥伦布的船队到不了中国。而西班牙王后的顾问天文知识没这么好，加上王后是一个传教狂，想把基督教的福音带给全世界的居民。出于这些混合的动机，她支持了哥伦布。如果当时西班牙的天文学家也很优秀，可能发现美洲就得再晚几十年。历史上很多伟大事件都是由错误造成的，但是像发现美洲这样重大的事件是由如此明显的错误造成的情况却还不多见。哥伦布终其一生几乎都相信他所发现的是中国或印度，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使用印第安人这样的称谓。而直到晚年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可能错了，但这时候已经下不了台了。这要由专家去考证，但大致是这样的，他恐怕是知道自己错了，但为了声誉，他不得不坚持。另外有一个细节也需要强调一下，因为它非常清楚地表现了西方人的特点。当哥伦布他们登上美洲之后，首先召来的是一个公证员——“公证”这个概念中国大概只是在十年前才开始有——公证人说：这片土地现在属于西班牙国王。一方面是赤裸裸的侵略和占有，另一方面法律程序是要完足的。这种事情很难想象发生在别的地方，只能发生在西方。


随着世界的扩大，人类的眼界开阔了，看到的东西增多了。同时希腊的文化重新被挖掘出来，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而在以前的几百年，即所谓的“黑暗时代”，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只有修道院里的一些僧侣保留了一些羊皮书。当文化重新生长起来了的时候，读书识字的人越来越多，绘画家发现了希腊的雕塑和壁画，巴特农神庙，一个lost world重新在人类面前展现，人们恢复了对真理的兴趣。这种“恢复”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人们对信仰的兴趣来说的。对真理的追求不是要寻找哪种生活是最善的，是最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而是直接地追问“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社会是什么”。这种求真的，归根到底也是怀疑的态度重新生长起来。这就是所谓近代科学或近代哲学的兴起。因为科学与哲学实际上是不分的，我权且用“科学哲学”来表达这个意思。读笛卡儿和牛顿的书就可以知道，在他们看来，哲学与科学就是一回事。笛卡儿的光学、物理学是哲学的一部分；牛顿的数学、力学也都是哲学。而近代科学哲学与古代科学哲学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近代的许多技术手段更加发达。当然在这方面，现代有很多研究正慢慢推翻一些以前的结论。过去我们把中世纪称为darkage视其为一个反科学时代，而近几十年的历史学家通过大量的工作证明，近代初期使用的许多技术手段都是在中世纪创造出来的，只不过当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这有点像李约瑟研究中国的科技。中国的许多技术手段也是很先进的，只不过没有用到系统的科学发展和研究上去。但不管怎么说，人类的视野忽然之间开阔多了，包括能够通过望远镜看到星星。我们发现月亮不是一个镜面，一些观察表示上面很明显地有山一样的东西存在。这些都说明它是一个物质体。而古往今来所有的文化中，星星从来不被认为是物，它们或者是神，或者是最高尚的象征，或者是别的什么符号。因此，把星星看作天体是对人类思想体系的前所未有的冲击。举个例子来说，希腊已经有人想到这样的观念，但即使是亚里士多德也没有把星星看作物质体，而仍然把它作为精神的存在物。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空间是分层的，星星活动在最高级的空间里面。一旦认识到星星是自然天体之后，一个自然而然的想法就是空间是均匀的，并没有层次。因为有层次意味着总是有一个东西在中心，或者具有特定的平面，而星星并不具有这种特殊的地位。此时必然会产生类似于牛顿空间定义那样的观念，即空间在任何方向上都是无差别的，都是均匀的。这个定义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那么自然，而在牛顿之前的人听起来却是那么奇怪，因为那时所有的空间和时间都被理解为是有中心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哥白尼和牛顿转移了人类整个的思维方式。


科学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一开始是所谓自然科学的成熟，然后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成熟，后者一般认为是在19、20世纪之交完成的。我只想指出一个结论，即现代科学哲学与古代科学哲学有非常根本的区别，我们可以把古代的科学也叫做哲学，因为只有到了近代，真正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才产生出来。我最简单说明一下我的这个想法。一开始我们是要寻求真理，并且理解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我们所理解的是我们所经验到的那些东西。无论是个人的经验，还是人类共同的经验；无论是对心理的经验，还是对世界的经验，比如说火会烫着人，水会往下流，星星在天上，大多数星星是不动的，但有十颗或八颗星星是移动的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经验到的世界，我们要为这个经验到的世界提供解释。这是古代哲学科学所做的事情。至于这种解释是否正确，很大程度上是看它是否有道理。进一步说，就是它能否说服那些在智性上比较成熟、比较出色的人。比如说北大的本科生、研究生当然都属于这种人，如果你们被说服了，这个解释就很可能是真的，很可能是好的。因此我们会想象托勒密体系那样的东西，只要能解释为什么天上的星星大多数都是静止的，只有几个星星移动；我们会设想天的构造，一层一层的天空，或者这样转动，或者那样转动，从而使某些星星静止，而某些星星移动。我们会提供类似的各种各样的解释。


近代科学在这点上，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随着人类知识成立方地迅速膨胀，古代传下来的智慧和方式就逐渐地不足以解释我们所接触到的新事物。比如我们发现软木塞里有很多孔，我们猜测它们是一些后来被叫做cell的东西。一开始我们认为只是些小窟窿，但是继而发现这些窟窿不仅在软木塞这种死的东西里有，在活的东西里也有。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有自身的运作规律。我们发现从血液到宇宙所有的经验事实，以我们原有的经验方式和智慧无法解释，而最好的解释方式就是找到其中的数学关系。伽利略说“数学是上帝的语言”，即上帝是按照数学的关系来创造宇宙的。因此宇宙中的任何现象，只要加以足够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它符合某种数学公式。但是数学固然可以在一个抽象的意义上描述物质的结构，并且得出正当的预言，但是我们却不能通过数学理解这个世界。换句话说，数学是不包含感性理解的。而古代科学之寻求真理，最后是要寻求一个可以被理解的世界。因此虽然希腊人的数学是那样的出色，可以说其他文明发展一两千年都没有达到那种高度，但是他们在解释世界的时候并不使用数学。有些科学史家认为这是希腊人的一个失误。这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理解希腊人为什么要解释世界。希腊人是要把世界变成一个在感性上可被理解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并不是忘了在物理学中使用数学知识，他明确地说：物理学是不能用数学来诠释的，因为数学不包含理解。这个“理解”指感性理解。这就构成了近代科学与古代科学最明确的区分。

对于近代科学，恩格斯好像说过类似的话：哪门学科中使用的数学多，它在科学上就更加成熟。本来经济学跟社会学差不多，都是想想的事。后来不断加入数学的模式和思想，到现在好像经济学真的成了一门科学似的。我们的各门学科都是在用这种方式在发展。实际上恩格斯说得一点都没错，谁用的数学多，谁就更像一门科学。这个几乎是没有例外的。比如现代的物理学，我读不懂物理学，但是能读科普。然而像《黑洞与时间弯曲》这样的书，作者就会告诉你：他没办法把时间弯曲或者空间弯曲等等很清楚地解释给读者，因为惟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数学公式和方程告诉读者。而对于那种高深的数学，大多数人只能说自己没学过。数学是不包括感性的认知，要想让普通人读懂，就必须少用数学，这是科普书的特点。很多科普书都会在“序言”里声明：本书中一个数学公式都没有。这并不是因为读者已经懂物理学，而是只有去掉数学公式普通人才能懂。然而在去掉数学公式之后，很多科普作家又不能很清楚的解释问题，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而在古代，物理学是哲学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其哲学的组成部分)。习惯于读近代物理学书的人翻开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会很奇怪，虽然他也在讨论什么是力，什么是空间的层次，什么是时间，但一个公式、一个数字都没有。读《物理学》跟读别的哲学书是一样的，觉得他是在“空口白说”。近代科学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它能作出远比古代科学正确的预言，但这是以使用技术性手段为前提，它并不是直接可理解的。因此近代科学的科学性或真理性不再是由可理解性来保证，而是由可预测性来保证。其结果是，当我们与古代相比，在某种意义上更加掌握了世界结构的同时，差不多是失去了对世界的综合理解。这是近代科学，以及现代科学所造成的问题。当然科学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既带来了利益，也造成了各种危害，这都是老生常谈了。我现在所说的问题只限于一个方面，即对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所造成的障碍。我们一开始的动机是更好的理解世界，但是当我们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数学公式和模式，达到了所谓对世界的更好的把握的同时——这个“把握”指我们能够更好地操纵世界——我们却开始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并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还不如以往的人对世界有一种良好的理解。这里将“理解困惑”作为近现代科学造成的问题，对此可以引用很多观念来说明。有个叫做费曼的人，关于他的奇闻轶事国内介绍得比较多。他既是一位数学家，也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就说过：我可以向大家明确地说，世界上没有人懂得量子力学。这句话的意思是，量子力学作为现代物理学领域最尖端的学说，很多人都在研究。而且费曼本人以及所有的人都承认或知道，量子力学是有史以来的科学中预见率最高的，对现象的预测几乎就是百分之百的。但是即使是大物理学家，他们能够掌握量子运动的所有规律，也完全不理解量子世界是怎样一回事。像我们以前曾经懂过地球和太阳的关系，懂过人和自然的关系这样的“懂”不再有了。这是科学在认识上造成的问题。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哲学的问题，甚至也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听闻诸如“意义的丧失”之类的论说，当然“意义的丧失”也许是一个多方面的现象。如果理解世界这一最高尚的追求真理的活动丧失了意义，它就必然成为“意义的丧失”这个多方面现象的核心部分。意义究竟有没有丧失，我不敢断言。但这确实构成了我们对世界认识的疑惑。